我们认为，子游、曾子之语应非贬抑子张，且三子之间的关系应当相当融洽，并非传统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，剑拔弩张。当然，子游、曾子与子张确实性格气质不同，思想有较大差异。但这不妨害同门之谊，正如颜子、子路、子贡三子性格气质不同而皆相友善。王闿运曾说，子张与曾子友善如兄弟，可谓的论。这从子张去世，曾子虽然有母之丧，亦前往哭之一事可见。子游称“吾友张也”，且据《风俗通义》，子张之子申祥，娶子游之女。如果确有其事的话，那么，子张与子游的关系亦当友善亲密。

  子张之气质确乎宏阔高广，这不仅表现在其容仪堂堂，而且也在其思想之高远。关于子张之容仪，相关记载较多。除《子张》所载“堂堂”之外，《孔子家语·六本》、《说苑·杂言》、《列子·仲尼》皆载孔子评价子张“师之庄贤于丘也”，“师能庄不能同”。所谓庄，实际就是容仪堂堂之义。另外，《尚书大传》等文献所载“孔子四友”之说，虽未必可信，但却能从某一侧面反映子张之气质。“自吾得师也，前有辉，后有光”，这正是子张堂堂之象。而从子张之“见危致命”、“执德弘，信道笃”、“尊贤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”、“美攻不伐，贵位不善，不侮不佚，不傲无告”、“不弊百姓”的表现，亦可见其思想之高远也，而深得孔子之教，宜乎其能开宗立派，成“八儒”之一也。因此，所谓“表现派”和“礼容派”的说法和归类，都不能得子张思想的真精神。而且，姜广辉先生之将儒家八派或孔门弟子分为“弘道派”、“传经派”、“践履派”和“表现派”本身就存在标准不一致的问题。而梁涛先生将“礼容”作为子张之儒的特色，则忽视了子张之儒的思想价值，尤为不可从。

    然而，子张之气质与思想，数传之后，亦有流弊。战国末期，子张氏之儒，被荀子批评为贱儒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云：“弟佗其冠，衶禫其辞，禹行而舜趋，是子张氏之贱儒也。”“弟佗其冠”意为斜戴其冠，所谓“衶禫其辞”颇为费解，学者训解不一，大意是“言语冲淡，索然无味”，或是“衣裤乱穿”，所谓“禹行而舜趋”，言模仿圣人之外表。日人久保爱曰：“谓唱子张氏学者之弊也。” 程石泉亦谓：“是则受业于子张者，但学子张之衣冠容貌步趋，故荀子讥之。” 此说殊是。可见，其后学已全然不见子张堂堂之象，不仅不能存子张思想高远之神，甚至亦不能保有子张容仪堂堂之形。众皆知明末王学末流之弊，其实学派繁衍，数代之传，往往呈现此末流之弊，亦不可避免之势也。

  子张的思想以“为政”为核心。我们从《论语》可知，子张所问于孔子者，如“学干禄”、“问十世可知”、“问令尹子文、陈简子”、“问善人之道”、“问高宗谅阴”、“问崇德辨惑”、“问政”、“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”、“问行”、“问仁”、“问从政”，在《孔子家语》中，亦有“问入官”等记载，多与“为政”有关，可见其兴趣所在了。因此，如果给子张之儒归类的话，颜炳罡先生的划分可从，不妨将之归为“政事派”。

  不过，对于子张是否真的从政，史料阙如，无法详知。宋晨昊对此有所考辨，反对“子张终身未仕”说。 他根据“不弊百姓”一语，推测子张应当曾经从政。我们知道，此语出自孔子的评价，为子贡所引用。考子张在孔子去世时已25岁左右，按年龄有从政的可能。又从子张问政的诸多记载来看，孔子所讲并非仅仅是理论的说教，而是有针对性的解答。故此，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，证明子张从政一事，但推测其确实曾经出仕，应当是合理的。

三、子张与墨家关系之考辨

   郭沫若先生对子张之“尊贤容众”的思想，格外推崇，并指出：“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。……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。大约就是因为有这相似的原故，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。”又说：“墨翟应该比子张迟，他在初本来是学过儒术的人，照时代上看来，倒应该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。不过他们尽管有些相似，在精神上必然有绝对不能混同的地方，不然他们应该早就合流了。”“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的立场的极左翼的，而墨子则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。这应该是他们的极严峻的区别。”郭沫若根据《荀子·儒效》中“其言议谈说已无所以异于墨子”，将之与子张之儒对应起来，第一个具体分析子张与墨家的关系。 此后，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。丁原明指出子张对原始儒学的偏离，其中之一就是对“仁爱”的偏离，具体说就是他突破了孔子仁爱的宗法性质和等差性，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企求，而这些正是与墨翟的“兼爱”思想相趋同的。但他认为，这种偏离对正宗儒学而言，可能是一种学术的退化，但从整个先秦思想的发展来说，却是一种学术的进化，因为他开启了儒家向墨家思想的渗透。并将子张视为“儒墨相通的最早疏导者”。 王开文在文中也指出子张与墨家的关系，但他认为是融合了墨家的一些观点，而形成子张学派的。 甄洪永专门对此撰文，指出子张尊贤容众，已经背离了孔子爱有差等的原则，泛化了仁爱，暗合了后起墨家的兼爱思想。而子张重视思想学说的执行力与墨家相通。“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子张就是墨家的理论先导”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