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子《论语集注》曰：“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，故常过中。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，故常不及。”正可见出二人之为人处世及性格气质之鲜明对比。这不仅可以《子张》中论交友一章可证，尚可以《礼记·檀弓上》所记佐证：“子夏既除丧而见，予之琴，和之而不和，弹之而不成声。作而曰：‘哀未忘也，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。’子张既除丧而见，予之琴，和之而和，弹之而成声。作而曰：‘先王制礼，不敢不至焉。’”正是一过一不及之证。

  另外在《韩诗外传》卷九记有子张与子夏之辩论，“二子相与论，终日不决”，可见其二人观点之差异，性格气质之不同。“子夏辞气甚隘，颜色甚变”，而子张则讥讽其为“小人之论”，而子张则主张议论时应当“徐言闇闇，威仪翼翼，后言先默，得之推让，巍巍乎，荡荡乎”，这与子张重威仪容止有关，当然也可见二者气质之差异。

   那么，是否据此可以得出二人关系甚恶之结论呢？我看未必。从“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”一例可知，二人虽然性格气质与思想存在较大的差异，但二人未必会交恶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一定以为二人关系会非常融洽。品味起来，子夏与子张、子游的关系，不如子张与子游、曾子的关系融洽，亦不如子夏与曾子之关系亲密。

   子夏与子张之思想分歧，正是基于其性格气质之差异。观子夏所言：“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”，乃发挥夫子“无友不如己者”之意，而子张“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”的主张，也同样是接闻于夫子，因气质之差异而各得夫子之一偏。子夏气象狭促但守于谨慎，子张气象阔大但偏于疏狂。从下文子夏与子游之互相批评亦可见，子夏重学，重小道，子游则重大道，气象与子张相仿佛。由此看来，子夏与子张、子游之关系皆不甚慕。

   子游评价子张之语，一般皆以为是有褒有贬，以贬为主。如皇侃《义疏》引袁氏云：“子张容貌难及，但未能体仁也。”朱子注曰：“子张行过高，而少诚实恻怛之意。”而清儒俞樾《群经平议》则认为：“孔子论仁多以其易者言之，……惟过故为难能，惟难能故未仁。子游此论极合孔子论仁之旨，非先以容仪难及美之，而后以未仁讥之也。”康有为《论语注》则认为：“孔子没后，同门中子张年少而才行最高，……记《论语》者为曾子之徒，与子张宗旨大异，乃误传其有所短也。”程树德亦不同意子游讥之之说。他引王闿运《论语训》“非贬子张未仁也，言己徒希其难，未及于仁”之说，指出，“此‘友’字系动词，言我所以交子张之故，因其才难能可贵，己虽有其才，然未及其仁也。……未仁指子游说，如此既可杜贬抑圣门之口，且考《大戴礼·卫将军文子篇》孔子言子张‘不弊百姓’，以其仁为大。是子张之仁固有确据。”综合考量王、程之说，别出心裁，与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、《大戴礼记·文将军文子》所载相符，确可从。

  曾子评价子张之语，何晏《集解》引郑曰：“言子张容仪盛，而于仁道薄也。”皇侃、邢昺、朱子皆同此说。康有为《论语注》云：“类叙攻子张之意。……曾子守约，与子张相反，故不满之。人之性，金刚水柔，宽严异尚，嗜甘忌辛，趣向殊科，宗旨不同则相攻。……孔子许子张，几比于颜子，可谓定论。论人当折衷于孔子。记《论语》者当为曾子后学，而非子张之徒，故记本师之言，……未可为据。”然而，皇侃《义疏》引江熙曰：“堂堂，德宇广也。仁，行之极也。难于并仁，荫人上也。”继而指出：“江熙之意，是子张仁胜于人，故难与并也。”清儒戴望《戴氏注》：“言子张行高为仁，人难与并，叹其不可及。”王闿运《论语训》云：“亦言子张仁不可及也。难与并，不能比也。曾、张友善如兄弟，非贬其堂堂也。”程树德认同王说，并言：“如旧注之说，子游、曾子皆以子张为未仁，摈不与友，《鲁论》又何必记之？吾人断不应以后世讲朱陆异同之心理推测古人。况曾子一生最为谨慎，有口不谈人过之风，故知从前解释皆误也。王氏此论虽创解，实确解也。” 程说所指亦应包括康氏在内。黄怀信先生虽然坚持子游之语乃贬语，但他认为此处曾子之语与子游不同，难与，不可及也，并，共同、一起。因此他同意王闿运之说。